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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时人少, 不像现在的电视几十人,上百人弄一个节目,那时一专多能, 什么都得干, 大家帮我不少,化妆就找北影的老化妆师, 黄健中也帮过我们,然后,我就找镜头感, 我是搞广播的,开始是直播, 后来有录像了, 录下来一看,就发现镜头有点死, 怎么办?就找黄健中他们。他们拍电影谈剧本, 我就在旁边看,看怎么跟观众交流, 如果死盯着镜头, 有点咄咄逼人,如果不看镜头, 就目中无人了,不礼貌。我慢慢观察就发现, 看镜头时有个范围, 慢慢地就找到感觉了, 看录像和周围人的评价,就比较好了。电视是新题目, 是广播所没有的,好多是新题目, 好多领域也重新涉猎,24小时都跟这有关了, 音乐会、展览、 画展,都有关, 比如画, 开始只喜欢油画,对版画中国画不喜欢。 后来, 跟华君武他们去爬山,一起活动, 参加版画家大会, 就发现王琪,古原他们的风格很不一样, 一个是欧美派的,一个是鲁艺派的, 也能看出流派了。于是提高各种修养,重新陶冶自己。他们挺愿意跟我聊的。”
李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了12年半，并练就了一副好嗓子，发音纯正，各类稿件播得声情并茂。如果听听她现在的录音，声音依然甜美清亮。让李娟刻骨铭心的是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12年里，老一辈不仅教播音，尤为重要的是教他们做人。她讲到老播音员齐越的一件事：在基本功训练时，李娟选择了《妈妈的故事》。这个故事是一位姑娘回忆母亲被敌人活埋的情景。朗诵前没有酝酿感情。齐越大声说：“情绪不对，回去重来！”李娟哭了。她深情地回忆说：老一代播音员各方面都是我们的楷模。像齐越老师，他是播音艺术家，又为人师表。他播焦裕禄就真学焦裕禄，播吴运择就真学吴运择。他去世的时候，骨灰伴着遍地雪白的梨花和人们的泪水，撒在他热爱的沧州农村大地上。
就这样李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始终刻苦地孜孜不倦地学习，向书本学习，向生活学习。在电视播音初期，只有三四个播音员，除了新闻节目，还有少儿节目、文艺节目、科技节目、世界知识节目等等，什么都要播。她说。“我就像海绵似的拼命地吸收，丰富自己，充实自己。于是，政经、哲学、文学、音乐、美术、医药、心理学、教育学、动物植物、天文地理…，她无不涉猎，在她家里拥有上万册的各类书籍；工厂、农村、军营、学校、商店、理发馆、菜市场……她深入社会；工人、农民、战士、教师、医生、作家、艺术家、售货员……她广交朋友，熟悉他们的音容笑貌，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，虚心聆听他们对自己播音的宝贵意见。她就是这样30年如一日地丰富着播音的底蕴，博观约取，厚积薄发。
这次谈话对李娟的触动很大，她体会到在介绍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最好先研究清楚它的原理就比较容易成竹在胸。所以在介绍徐悲鸿画马艺术成就的时候，李娟首先找来徐悲鸿大量的速写、素描，从中体会他是怎样细致地观察马的生活习性、动作和神态；然后再看他的一幅幅成品，仔细体味怎样运用线条的动静粗细、墨色的深浅干湿，用奔放的大写意笔法，逼真地再现马的各种形态和神态，并且表达自己的感情。“我被他的画所感动，从看画中得到了艺术享受。再播讲时，这种感受就通过我的眼神、情绪、语调，真实地流露出来，感染观众。绝不能肤浅地去念‘形象逼真’，‘笔墨酣畅’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那是有愧于编导摄影的辛勤劳动的，我们要掌握比字面多出十倍、百倍的知识，提高审美能力和欣赏水平，才能找到准确的语言和情绪去介绍。”
“我刚才说的，让我面对自然，美好的瞬间变成永恒。这都是美学的东西。后来他们说我是广泛涉猎，别老是你们写的编的解说词，你就照播，光是声音很好，大伙儿很接受你，评价很好就完了。后来我从哪儿开始把整个美学书都读了，从这个《美的历程》，李德厚的，到整个美学的丛书，像朱光潜的都读了。后来我又访问了王朝闻，他给我的论文写过评语。当时在很多报纸摘要，联播都发了。后来，就把我对艺术的真谛，美学的心得用在播音上，美学的渗透对理论的探讨。有几年影响很大。那时王朝闻对我的评价写了一封信，谈到了要研究播音美学的问题。80年代初，1982，1983年的时候，掀起了一个对我们这一行美学的研究，理论的探讨，掀起了一个高潮，那时有好几年，我就读这方面的书，跟人家讨论这方面的问题。”
“1998年我在美国大学讲学，我的心态好，我觉得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都没有隔阂，就是大家都在一个地球村中追求未来美好的东西。你像我在伯克利，包括在斯坦福讲学，比如说，讲民族问题，播放了民族节目，那时她们就给我提了很多问题，比如西藏的问题呀等等，但是我就用我的节目说明问题。我的10个节目，我本来分三集，每次放一集，后面我都讲，但是他们说不，要都看完。本来用两小时，三小时的，变成五个小时了，讲座了。他们特别对民族感兴趣，就说这么多音乐，因为我们本来也挺祥和的，各民族一起，其实10分钟一集，信息量挺大的，我就讲好多我在这个民族地区的很多我的感受，故事，他们听了一遍我的惊奇发现，他们就都受了感染，再谈论那些他们就觉得我客观，他们谈西藏问题，他们就跟着我的思路走了，就是用你的眼看，是怎么回事，他们比较有信任感，他们信任我。”
“1987年6月，我是播音组的负责人，播音组分配到了各个部门。我留在了总编室，搞了些特别节目，如《万里海疆》，《神州风采1000期》，《东南西北中》特别节目等，后来，民族节目需要主持人，我很喜欢自然，往外跑，就去了民族节目。跟联播节目不同，感受也不同。过去光是代表国家喉舌，真正情况是什么样？我深入生活，就像水渗入民间，了解的更多，人生更丰富，虽然这后半段的生活比前边苦。播新闻也是一种紧张，不能回家管孩子，吃不了饭，加夜班，但和后来做事不一样。那达慕大会，15分钟的节目，我们在那待了26天。专题比新闻苦，不能顾家，民族的节目有时候呆一个月，回来也就15分钟的节目。代价呀。为了等日落时最好的光线，一个镜头，被大蚊子咬了好多个包，这是代价呀。虽然出镜率少了，民族地区我却都走遍了，很多外国人都羡慕我，说你怎么有这个机会哪里都去呢？而且对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是极其宝贵的，我研究了解了很多人文的东西，我觉得我个人的活得更完整了，更有滋有味了”。
